澳洲與日本近期敲定1項總值70億美元的軍艦合作協議，這不僅是1筆單純的軍購案，更被視為亞太地區安全架構重組的重要訊號。在區域局勢日益緊張、強權競逐升溫的背景下，坎培拉正試圖透過深化與東京的防務合作，強化自身軍事能力，同時逐步降低對美國長期以來的高度依賴。
據《南華早報》報導，澳洲國防部長理馬勒斯（Richard Marles）與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於18日宣布，2國已簽署合約，將由日本向澳洲皇家海軍交付11艘「最上級護衛艦」（Mogami-class frigate）中的首批3艘，並由三菱重工業在日本建造、於2029年交付，這項協議總值70億美元。其餘8艘則將在西澳大利亞的1座造船廠建造。
馬勒斯表示，日本護衛艦是打造更大型且更具殺傷力的澳洲水面作戰艦隊的重要一步，「我們所宣布的時程，是澳洲皇家海軍歷來最快將水面作戰艦投入服役的採購計畫。」據悉，坎培拉於去年8月宣布，日本在競標中擊敗德國，取得提供下一代艦隊的合約。
對此，澳洲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美國研究中心（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研究員科本（Tom Corben）表示，這項協議不僅僅是1項戰力合作或戰略訊號，該協議具備擴大國防夥伴關係的潛力，可透過推動其他形式的戰力與技術合作，「在首艘最上級艦交付之前就能產生成效。」
「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基本上正在推動澳洲與美國之間的這類議程。沒有理由最上級計畫不能在澳洲與日本之間發揮類似作用。」科本補充，這可能包括在網路安全標準與國防貿易安全政策方面的更緊密協調，以及在飛彈生產與無人機研發等高端技術領域的合作。在AUKUS框架下，坎培拉預計將自華盛頓取得搭載常規武器的核動力潛艦。AUKUS的技術合作框架「第二支柱」（Pillar Two）旨在加速先進國防技術的發展，包括人工智慧（AI）、量子運算、水下作戰能力、高超音速武器與網路作戰。
位於東京的智庫「地經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Geoeconomics）研究員井上麟太郎表示，在「來自中國的重大海上挑戰」背景下，澳洲海軍正面臨艦艇數量與火力的雙重嚴重短缺。目前澳洲僅擁有10艘大型水面作戰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小規模的艦隊。政府目標是在未來10年內將其擴充至26艘。
井上指出，日本的最上級護衛艦將「大幅」提升澳洲皇家海軍的火力，使其「艦載垂直發射系統」（VLS）單元數量從200個提升至352個。VLS單元代表艦艇的火力與多任務能力。作為對比，美國海軍據報擁有約8000個單元，中國海軍則有約4000個。
井上補充：「如果澳洲政府決定進行重大設計變更，這些護衛艦可能可搭載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與標準六型飛彈（SM-6），將進一步提升艦隊火力。」他也解釋，升級版最上級護衛艦在與韓國、西班牙與德國的競標方案競爭中勝出，因為其最符合澳洲海軍的作戰需求，「澳洲需要1款能執行水下作戰、自我防衛、防護海上貿易航線並為航空母艦護航的護衛艦。」
井上認為，考量到澳日聯合軍演日益頻繁，這項協議在戰略上也具合理性。自2009年以來，「日豪三叉戟演習」（Exercise Nichi Gou Trident）等主要雙邊海上軍演每年或每2年就會舉行一次。在澳日「相互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框架下，其頻率與複雜性持續提升，且美國參與的趨勢也日益增加。
專業顧問公司「Geopolitical Risks and Strategy Practice」創辦人伊萬諾夫（Philipp Ivanov）表示，這項軍艦協議應放在澳洲《國家防衛戰略》（National Defence Strategy，NDS）的脈絡下來看，該戰略呼籲增加對國防能力的投資。最新版本的NDS於4月16日公布，重點在於嚇阻，並計畫在4年內額外投入140億澳元，以因應其所稱日益「危險且不可預測」的區域環境。
伊萬諾夫表示：「然而現實是，澳洲在國防、情報與技術上對美國依賴過深，且難以完全取代。」尤其伊朗戰爭已「徹底暴露」澳洲國防的關鍵弱點，包括能源與燃料安全，以及在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領導下，與華盛頓同盟關係的不確定性。他補充，這也暴露出「在燃料危機下即時支援本地經濟的需求，與長期投資自主國防能力之間的競爭性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