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發表「台灣有事論」以來，中日關係急轉直下，北京為此也呼籲本國公民避免前往日本旅遊及留學、重新暫停日本海產品進口，並禁止向與日本軍方有關的最終用戶出口「軍民兩用」物項。如今，中國大陸商務部也針對日本「再軍事化」及「修改和平憲法」等意圖祭出最新制裁，宣布將20家日本實體列入兩用物項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另有20家日本實體被列入關注名單。對此，專家示警，北京此次加強並完善了其出口管制制度，預期將對日本的航空航天、汽車和半導體產業造成衝擊，因此不應低估這些措施對該國軍備擴張的影響。
據《南華早報》報導，大陸商務部今（24日）發布公告指出，中國出口商被禁止向出口管制名單中的企業與機構出口軍民兩用物項。所謂軍民兩用物項，是指同時具有軍事與民用用途的商品。此外，若該等產品為中國製造，所有外國出口商亦不得向名單所列實體供貨。
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單的20家日本實體，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公司的子公司，以及日本防衛大學等實體。這些單位廣泛參與軍事裝備的研發與生產，涵蓋艦艇、飛機、雷達與飛彈等多種裝備領域，構成日本防衛工業的重要支柱。
與此同時，另有20家實體被納入監察名單，未來在軍民兩用物項貿易方面將面臨更嚴格審查。其中包括汽車製造商速霸陸，因為該公司的航太部門也有在承接防衛生產合約；住友重工與東京科學研究所亦在名單之列。中國商務部表示，凡被認定「有助於提升日本軍事能力」的出口申請，將不予批准。
軍民兩用物項雖多以民用功能為主要設計目的，但在特定情境下，可能顯著促進武器與軍事系統的研發與製造。常見例子包括無人機、科技與國防產業不可或缺的關鍵原材料「稀土元素」，以及高性能半導體等。
大陸商務部在聲明中形容，相關措施「完全正當、合理、合法」，旨在阻止日本「再軍事化」，並挫敗東京建立核武能力的企圖。聲明強調，此次依法列管僅針對少數日本實體，且僅限於軍民兩用物項，不影響中日之間正常經貿往來；守法經營的日本企業「完全無需擔憂」。
然而，近月來中日關係持續惡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去年11月7日在國會上宣稱，假設台灣遭到軍事封鎖，恐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東京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介入台灣問題。此一說法被北京視為重大戰略威脅。
日本身為二戰的侵略國及戰敗國，其軍事力量在戰後憲法框架下長期受到制約。然而，近年來，東京持續推動在全球安全架構中取得「正常國家」地位，並重申對美日同盟的投資與承諾。在高市早苗領導下，日本更積極打造全球軍火強國形象，包括計畫放寬防衛裝備出口限制，並加速對軍事產業的投資。
隨著日本的極右翼政治聯盟在2月8日提前選舉後於眾議院取得超過2/3的席次，高市獲得了更強的民意及政治基礎，以推動國防支出的增加。日本於去年12月已通過創紀錄的軍事預算，預計至3月底前國防支出將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2%，比原定2027年期限大幅提前。
分析人士指出，比起今年1月禁止向與日本軍方相關終端用戶出口軍民兩用物項的措施相比，本次行動顯示北京加強並完善了出口管制體系，以對東京施加戰略壓力。透過鎖定特定實體，中國政府由直接施壓轉向間接施壓，增加企業對利潤與供應鏈風險的憂慮。
對此，日本綜合研究所亞洲高級經濟學家野木森稔也分析，北京可能意識到，若直接對高市政府施壓，反而會提高其在國內的支持度。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則表示，北京「特別有必要」遏制日本軍備擴張，因其主要目標在於牽制中國。他認為，高市政府正將日本引向與中國對抗的道路，而中國沒有義務配合或支持日本軍工體系的復甦。
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劉江永亦指出，中方近期舉措旨在預防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他認為，日本放寬武器與軍備出口限制的構想之一，是拉攏「理念相近國家」加入對中國的圍堵與對抗。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資深經濟學家徐天辰則分析，日本在輕稀土方面已建立一定供應鏈，但在對科技與國防產業至關重要的重稀土領域仍高度依賴中國，且缺乏替代來源，因此不應低估上述措施對日本國防建設的衝擊。他也補充，雖然這些出口管制對民用產業的打擊相對有限，因制裁對象多為國防相關實體，但若高市進一步採取大膽的行動強化軍事能力，北京仍保留將措施擴及民用企業的選項。
美國非營利智庫「解釋性研究與科學預測中心」（Centre for Explanatory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Prediction）主任唐納斯（James Downes）指出，北京此次行動顯示其針對日本國防工業基礎施加精準的地緣政治壓力，透過監管工具取得槓桿，同時避免全面干擾雙邊貿易；預期日本部分經濟部門將受到衝擊，尤其是航空航天、汽車與半導體產業，將面臨供應鏈延誤與成本上升等問題。
